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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018.com全天正好彩票两期计划床幔多恩诗歌的巴

文章来源:未知    时间:2019-04-19 13:57

  

  研究者们已认识到多恩诗歌具有矛盾性和复杂性,体现出了巴罗克文学特征,但较少从理论层面进行概括和解释。“褶子”是德勒兹概括莱布尼茨巴罗克哲学思想的重要概念,它彰显了事物存在的动态性、复数性及碎片性。多恩诗歌在灵魂与肉身的关系、异质共存的认知取向、诗歌修辞策略等方面体现出了鲜明的巴罗克褶子属性,而多恩诗歌褶子的生成动因则是巴罗克时代的早期现代性焦虑

  刘立辉,男,北京大学英美文学博士,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和现代诗歌

  虽然约翰·多恩(John Donne)常被冠以英国玄学派代表诗人的美誉,但其作品离不开盛行于16世纪末及17世纪欧洲的巴罗克文化的影响,在主题表现和文体风格上显示出鲜明的巴罗克文学特征。欧美学者多借用巴罗克视觉艺术风格的相关概念探究多恩诗歌的巴罗克文体特征[1],同时也不乏学者辨析多恩对待死亡和爱情时所体现出的巴罗克思想[2],或者借用本雅明的寓言概念来解读《第一周年》(“The First Anniversary”)[3]。但是这些解读未能从总体上为变化多端的多恩作品给出令人信服的阐释,很难从理论上解释多恩作品中的矛盾处。丹麦学者瓦伦丁利用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勒兹的褶子概念,说明《爱情短歌辑》[4]的部分诗作和《第一周年》在语言表述和主题表现上具有解构西方二元论思想的变化性和不确定性[5]。这为解读多恩作品的巴罗克特征提供了新的视角

  德勒兹的《褶子:莱布尼茨与巴罗克》(1988)从巴罗克角度阐释17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用“褶子”(fold)这个术语概括了莱布尼茨哲学的巴罗克内涵。简单地说,褶子就是皱褶、折叠,是世界万物的一种运动和生成图景,凸显了事物的动态性、复数性、无限生成性及碎片性。从褶子的丰富内涵出发,德勒兹洞察到它与巴罗克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指出巴罗克就是“不断地制作褶子”[6],“巴罗克风格的定义,即无穷的褶子”(《福》:337)。瓦伦丁对多恩部分诗作的解读具有新意,但她可能为了遵守后结构主义的解读套路,基本不考虑历史语境和传记因素,过分高估或者说构建了多恩的革命性。虽然多恩诗歌在主题表现和文体风格上时常偏离了文艺复兴传统,但其根基仍属传统范畴。[7]因此,他似乎被相互冲突的力量所牵引,显得摇摆不定,矛盾重重。褶子概念有助于揭示多恩身处社会转型时期那充满矛盾的思想状况及其相应的语言表征形态,明晰其矛盾世界的内在生成图景

  多恩那首家喻户晓的《跳蚤》(“The Flea”)抒写了一位男性说话者对女性对象的身体欲望,将挑逗和哄骗的话语编织进逻辑性极强的劝说之中,以便能占有女性的身体。说话者最充分的理由是那只跳蚤同时吸了双方的血,双方因血的结合而融为了一体。美国学者迪帕斯奎尔认为,血是一个圣餐奇喻,双方的血在跳蚤体内结合是将性爱上升到圣餐仪式的神圣高度,增强了诱惑成功的希望。[8]既然血与圣餐相关,其功能就仅限于叙述与言说作用。根据《圣经》,血虽为物质形体,但却是神圣的,意味着生命和灵魂。多恩的《迷狂》(“The Extasie”)有诗句曰:“我们的血液忙碌着生产各种精神,/并使它们接近相应的灵魂,/因为需要如此的巧手去编织/那个精妙的结,它将我们造就为人。”[9]各种精神指自然精神、动物精神、生命精神,对应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三种灵魂,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血液要忙碌着使精神接近灵魂了。另外,引文中的“结”(knot)实为结合物之意,说明血液将肉身、精神、灵魂结为了一体,人就借此成为了真正的人,也就是自然状态下的人,“就自然状态下人的构成而言,肉身不成为人,灵魂亦然,唯有两者的黏结才能构成人”[10]。当《跳蚤》中的那位女士要杀死那只跳蚤(即给跳蚤放血)时,说话者警告她会背负“自我谋杀、渎圣和谋杀三条命”这多重罪名,“三条命”自然暗示了血液(婚姻)结合而形成的生命。多恩将肉身与生命、神圣视作一体,后两者均与灵魂相关。巴罗克灵肉观具有褶子的特性,承认肉身与灵魂之间的曲折变化关系,认可它们的不可分隔性。根据德勒兹的一幅房屋寓意画(详见《福》:151),灵魂世界因为肉身(物质)世界的丰富性而变化不定,是一个充满“多”的迷宫。巴罗克灵肉观虽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三重灵魂说,却强调灵魂和物质的不可分离性:灵魂“很像一个滴状物里的‘点’,当滴状物分离或者体积减小时,这个‘点’仍然存在于它减小的部分里:灵魂就是这样,直至死亡都一直停留在它始终存在的地方,存在于无论减小了多少的形体的部分里”(《福》:162)

  多恩对肉身和灵魂的抒写暗合了德勒兹对莱布尼茨有关世界的褶子性的哲学思想描述。[11]他曾在一篇布道文中对肉身与救赎之间的关系有过这样的描述:“人的肉身是上帝所握圆规之一脚的起始点:他首先造出了亚当的肉身,然后他将圆规画了一圈,c7018.com全天正好彩票两期计划终止在出发的地方,即又在耶稣复活中荣耀肉身,借此结束肉身的相关工作。上帝是阿尔法(Alpha)和欧米加(Omega),起点和终点。他的阿尔法和欧米加,他的起点和终点的工作皆是人的肉身。”(Sermons:8:97)多恩将上帝想象为一位手持圆规的工匠,人的身体让他画出了一个能体现完美意义的圆。亚当的身体是上帝创世活动的起点,耶稣的道成肉身则是终点。“起点和终点”强调了身体的终极意义。无疑,多恩偏离了加尔文教义和笛卡尔哲学对身体的贬斥取向,更接近莱布尼茨的巴罗克哲学思想

  《离别:节哀》(“A Valediction:forbidding mourning”)的说话者判定自己与恋人之间的爱情属于月上世界,较少关注明眸、香唇、手足等身体部位,且与黄金、圆、圆规等神圣意象相关。有学者认为该诗颂扬了恋人之间灵魂的息息相通[12],甚至暗示了爱情对灵魂的救赎作用[13]。其实,多恩更多的是在赞美灵肉平衡的爱情。该诗第三节说地球的振动给人们带来伤害和恐慌,恒星天的振动虽然力量大许多,但却不见任何害处。第四诗节则写道:“月下世界恋人的爱情乏味/(其灵魂就是感官)无法容忍/离别,因为离别拿走了/那些构成它的所有成分。”(Complete:97)将这两个诗节结合起来解读可以得知,一方面,诗歌说话者认为爱情不能仅仅停留在肉身,停留在肉身的爱情不可靠,如同月下世界变幻不定;另一方面,说话者虽然将自己与恋人的爱情比喻为超越月下世界的恒星天,但离别之际造成的情感振动远胜于地震(即月下世界恋人的离别),说话者表面的平静只是为了掩盖离别造成的内心不安和焦虑情绪[14]。与此同时,全诗在微观结构上也暗示了灵魂和肉身的不可分离。有注家根据全诗共36行且第36行是“我终止在出发的地方”,推断多恩可能是用数字36暗示360°的圆。[15]但是,36也可由9×4(即节数乘以行数)得来,根据西方传统宇宙论,数字4大多与物质性的宇宙有关,9则大多象征精神活动的美德[16],而且,诗中也的确既有与神圣性相关的意象[17],也有“growes erect”这类极具性暗示的词语(see Complete:98)[18]

  的确,多恩一生始终坚信灵魂和肉身的不可分离性,接受圣职后仍在布道文中宣讲肉身和灵魂不可分(see Sermons:1:237;7:107,257)。上文已提及的《迷狂》被认为是多恩思考灵肉关系的代表作,全诗共76行,前48行主要是对精神之爱的肯定,后28行则采用突降手法,强调和谐之爱根本离不开肉身。诗歌前12行用紫罗兰和香膏两个意象暗示一场精神之爱,其行为只能到双方目光对峙和牵手为止。但是,说话者在对精神之恋进行指绘的过程中不断插入“怀孕”、“鼓胀”、“黏结”、“合二为一”、“繁衍”等词语,暗示要突破这种精神之恋的内心冲动;随着诗歌的推进,说话者更以祈使语气要求“我们转向我们的身体”(Complete:102),因为灵魂生发出来的爱情需要凭借身体才能得以显现。《空气与天使》(“Aire and Angels”)的主题推进方式与《迷狂》十分接近,该诗首先陈述精神之爱,这种爱就如同只听其声、只观其火但无法目睹其容的天使,虽然受人崇拜且显得可爱和荣耀,但却是一种空无。说话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纵使爱情比灵魂“更精纯,也一定藉身体显露,否则什么就不是”,因为爱情要“借你的身体而呈现”,要“将爱本身锁定在你的嘴唇、眼睛和眉睫”(Complete:66)。据马丁教授考察,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股改造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该思潮强调世俗性爱和身体享乐是通向高级精神的有效途径,多恩之所以如此器重身体,不仅与该思潮有着某种关联,而且其诗歌显示他更为激进。[19]

  德勒兹指出,莱布尼茨褶子思想的根本内容之一是对“弯曲”的强调:“弯曲是真正的微粒,是弹性的点。”(《福》:167)根据机械唯物论,微粒和点是最小的单元,是不可分的,但莱布尼茨认为即使最小的单元也具备空间的连续性,是一个褶子,同时,直线和曲线具有互容性:“不存在‘没有混杂弯曲的直线’,也不存在‘某种不与其他本性混合的有限本性的曲线)同时,弯曲可以描述世界本身:“弯曲是线或点的纯粹事变,是潜在的东西,是完美的理想性……就是世界本身。”(《福》:169)德勒兹认为,莱布尼茨的弯曲说正好体现了一种巴罗克思想:“弯曲自身与无穷变异或无穷变化曲度是不可分的……[它]按照巴罗克风格的要求将角变圆。”(《福》:170)角是两条直线构建的产物,“将角变圆”可以理解为将直线变弯曲,从直线中发现曲线。瓦伦丁发现多恩《第二周年》的表现主题处于不断游离和变化之中[20],凯里提及无论就单个意象抑或整首诗的安排而言,多恩有种整合对立事物的冲动(see John:269)。这实际上就是德勒兹所谓的曲线世界观,即,具有空间广延性的事物本质上不会是单一存在体

  异质共存是多恩世俗作品的常见题材。1590年代,年轻的诗人创作了十篇思考悖论的散文,其中《万物因对立变动而得以丰富》(“That by Discord things increase”)指出万物的增长和丰富不是来自和谐与一致,而是源自对立、变化、争论等因素,对立变化甚至可使胆小鬼在绝望中生发勇气和力量。[21]《太阳升起》(“The Sunne Rising”)的说话者以讨厌的口吻训斥早晨升起的太阳,指责它打扰了他与恋人相处的美好时光,并断言拥有了爱情就等于拥有了权力、财富、地位、荣誉等一切美好事物。多恩研究专家品卡将《太阳升起》归于多恩描写相恋之人这类作品范围,认为这类诗歌的主人公不顾道德约束,与一切想分开他们的力量抗争,一心只求性爱的永恒,因此完美而真诚的爱情创造了两个宇宙[22];瓦伦丁认为爱情模糊了大小宇宙的区别,体现出巴罗克褶子的游离性[23]。但是,此类解读忽略了诗中可能隐含的历史信息。英国学者曾德发现多恩的爱情诗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认为《太阳升起》具有社会等级的内涵,其中的太阳意象暗指詹姆斯国王。[24]如是,诗中说话者最后安然地接受了太阳的温暖照耀这一结尾则意味深长

  多恩对妻子安·莫尔爱得刻骨铭心,但明确书写妻子的诗歌却只有一首神圣十四行《因为我所爱的她》(“Since she whom I lov’d…”)。据沃尔顿有关《离别:节哀》创作背景的说法,1611年多恩不顾身怀六甲的爱妻可能生产不顺的征兆和劝说,决然与罗伯特一行出使法国[25],表面看起来这是因为友情难却,实则因为多恩以自己当时寄人篱下的处境不敢与朝廷权贵疏远,更何况这次外交之行是国王的授意。虽然多恩对安绝对忠贞不贰(see John:73),他却很难将爱情进行真空化处理,异质化因此构成了多恩生活和诗歌世界的常态风景。《成为圣徒》(“The Canonization”)与《歌:去抓住一颗流星》(“Song:Goe,and catche a falling starre”)将爱情与宫廷政治、社会经济等融为一体,前者还歌颂了诗歌的伟大:与肉身相伴的爱必定要死亡,只有诗歌这个精致的瓮能盛下爱的骨灰(爱的见证)。《爱的无限》(“Loves infinitenesse”)述说爱的完美是靠不完美来维系这一悖论,而在《女人的忠贞》(“Womans constancy”)中,说话者的性别难以确定,“如果是女性说话者,则该诗成为对女性及其忠贞行为的一首赞歌;如果是男性,则是一篇厌女症式的谴责”[26]。即使在《因为我所爱的她》这首诗中,妻子安的形象也充满矛盾,其角色在最后四行诗中发生了变化:“在该诗的开始部分,安将说话者引向上帝和救赎,最后却将他诱向罪孽。”[27]

  多恩也以弯曲的褶子方式审视宗教信仰,揭示走向上帝的过程中内心的欣喜、挣扎、痛苦等复杂状态,而同时期的赫伯特、克拉肖大多遵循直线式的信仰模式,对上帝的救赎功能寄予无限希望。多恩用十四行诗的形式创作了不少神学诗,美国教授杨指出,十四行诗这种文类非常适合多恩表现内在挣扎和不安这一意图[28],但他未注意到多恩的神圣十四行诗已偏离了英国文艺复兴十四行诗的结构。美国另一学者指出,多恩偏离十四行诗的常规结构和滥用圣经修辞手法等语言行为是多恩怀疑和绝望心理的表现[29]。的确,作为凡夫俗子且在天主教和英国国教之间挣扎的多恩感受到了信仰带来的痛苦。《你造就了我》(“Thou hast made me…”)中的说话者承认自己是上帝的作品,但仍面临着腐坏和死亡的威胁,他因行将失去人生的乐趣而感到绝望,为沉落地狱而感到恐惧,虽然他已将目光投向上帝,但“狡猾的死敌将我牢牢引诱,/我自身连一个小时也经受不住”(Complete:434)。在《正如诸多头衔所规定》(“As due by many titles…”)中,说话者承认,虽然自己因为肩负着上帝的创造物、儿子、仆人、羔羊、影像等诸多头衔而将自身交付给了上帝,但自己却并未因此得到上帝的垂青:“为什么那恶魔要侵犯我?/……/除非你奋起并为你自己的造物奋争,/唉,我很快将绝望,当我确切地明白/你那么的爱人类,却不愿意选我,/而撒旦憎恨我,但却不放开我。”(Complete:435)[30]

  即使是多恩接受圣职后写的《圣父赞》(“A Hymne to God the Father”)也表现了信仰无法阻止诗人对世俗生活的留恋这一主题。第一诗节最后两行“When thou hast done,thou hast dot done,/For,I have more”(Complete:490)中的more是双关语,既可表达“更多”之意,也可指多恩的妻子莫尔(Anne More),因此可表明,即使上帝满足了诗人的请求,也无法完全拥有诗人,因为他丢不下莫尔。这两行在每个诗节中重复出现,形成叠句,但当它们最后一次出现时,诗人做了适当调整:“And,having done that,Thou haste done,/I feare no more.” 最后这两句调整后的叠句可以这样阐释:只有诗人结束了世俗生活,上帝才能完全拥有他;既然尘世已不再有莫尔,诗人也不再担心或牵挂,这可能暗示诗人将去天堂与她相会。因此,尽管上帝看似完全拥有了诗人,但诗人却可能另有目的[31]

  拉姆齐指出,“其他诗人关注旧的思想体系的解体,多恩的想象力则被智性推理击出火花,可能只看见了各种壮丽思想相碰撞的场面”[32]。艾略特则说:“多恩相信任何东西。看来在那个时代,世界上似乎充满了各种思想体系的不完整的残枝碎布,一位像多恩那样的诗人,就好像一只喜鹊,衔起各种映入他眼帘的闪闪发光的思想残片,把它们点缀在他的诗行的各处。”[33]另有学者注意到了多恩诗歌采用了人物面具这一叙述策略,认为“多恩作为作者以多种声音进行叙说,提出许多观点,其中有部分是相互矛盾的”[34],这种现象与多恩所采用的文体、智性写作方式、多恩的律师训练、转型时期各种思想的碰撞、多恩时代的僭主文化等因素有关。[35]这些论述道出了多恩诗歌的巴罗克褶子所包含的异质世界

  可能世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源自莱布尼茨[36]。莱布尼茨指出,现在的世界是上帝创世时对无数个可能世界的最佳选择。英文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是一个复数形态的概念,德勒兹将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纳入褶子范畴进行考察,以便体认世界的相对性、包含性、广延性、变化性与复杂性,并显示小说作品如何通过特定叙述方式生成可能世界(详见《福》:237-243)。多恩也采用了褶子式的修辞策略,使诗歌文本含纳相互依存却又各自存在的多个可能世界

  首先,多恩的褶子式修辞策略体现为一种辩论式的修辞言语行为,一种言语方面的动态性否定和诘问,其语言效果就是形成褶子,含纳可能世界。沉思是多恩散文和诗歌的一大特征,使多恩能将思想和情感进行巴罗克式整合,伴随着词汇的语义嬉戏,成为诗人对英国文艺复兴文学沉思题材的最大美学奉献。[37]沉思语言使得多恩青睐适合表达思辨过程的口语体,词汇语义则变化不定

  《遗产》(“The Legacie”)是一首典型的多恩诗歌,一波三折的语义转换明显地体现出褶子式的修辞策略。第一诗节中的双关语“die”(死亡/离别、性高潮)使得“爱”作为褶子包含了忧伤和高兴这两个可能世界,是为对方奉献心的彼特拉克式爱情世界。说话者在第二诗节中首先说“我自己杀死了我”,但又改口强调说“是你,不是我”,因为已把心献出的无心之人无法完成杀人行动。既然心已不在“我”身上,以前的遗嘱就无法执行,成为一种骗局。“欺骗”(cozen)暗示爱已变味,滑向另一个可能世界。在最后一个诗节中,“我”找到了一个靠某种技艺造出来的像心一样的东西,不好不坏,有几种颜色和数个角。有注家说这颗染了色的心表示虚假,而角这个几何图形也与圆的完美形式完全不同(see Complete:64)。说话者认为这颗心是对方的,并用羞辱性词汇描述它,爱因此演变为仇视的世界。从整首诗来看,“死”有离别忧伤、性爱快乐、心死等诸多语义,“心”则在真心、无心与假心之间不断变化。整个过程是男性说话者的独白,女性始终保持沉默,读者无从判断男性话语的真谬,也许可以认为他的指责只是想摆脱爱的一个遁词。也有学者认为该诗的爱涉及自我丧失和陌生人闯入这两个消极主题。[38]此外,诗中的说话者极具喜剧性,为了爱以夸张的动作将身体剖开,但却只找到了恨,因此也有多恩专家断言这是恨之爱,或者表明爱之结果是恨。[39]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的解读是,多恩戏仿性地通过立遗嘱和剖腹寻心等行为,彰显恋人献心这种彼特拉克式爱情传统的荒谬性(see Poems:1:207)。如此看来,死和心这两个词形成的诗歌褶子包含了数个可能世界,正如米加恩博士所言,说话者死亡的原因、他的心在何处、那颗看起来像心的东西,都是无法解开的谜。[40]

  多恩诗歌的褶子修辞策略还体现在题材的交叉重叠上。多恩通常拒绝单一题材的写作方式,而是让写作题材相互渗透,爱情诗中有政治与宗教题材,如《周年纪念日》(“The Anniversarie”),宗教诗中有爱情和暴力题材,如神圣十四行《砸烂我的心,三位一体的上帝》(“Batter my heart,three persond God…”)与《给我展示你的妻室,亲爱的基督》(“Show me,deare Christ,thy spouse so bright and clear”)。以《周年纪念日》为例,该诗前三行罗列了国王、宠臣、名流、美人、才子等社会上层阶层和闻达之士,等级秩序显露无遗,且每行的第一个实词分别是“国王”、“荣耀”、“太阳”,既显示了王权的威严,也因为太阳与时间相关而暗示王权潜在的变动。权力的变动则与第22-24行相呼应,在这三行中,恋人死后灵魂进入天国,在天国里每个人既是国王也是臣民。英国学者帕特里奇推断该诗极可能写于詹姆斯一世1603年登基之后,诗中对王室的忠诚压制了恋人间的纯浪漫氛围。[41]多恩借爱情题材表达的政治民主思想极可能针对国王詹姆斯一世鼓吹的君权神授论,但整首诗歌没有对宫廷政治进行道德层面的贬抑,为多恩一心想接近政治中心的理想留下了余地。就宗教世界而言,第11行说死后两人必须分开埋葬,说明他们的爱是违禁之爱,但说话者坚信他们死后灵魂可上天庭(第20行),意即这种违禁之爱仍可得到上帝的救赎,这暗示当人性与信仰发生冲突时,诗人并没有被基督教传统教义所束缚

  与题材的交叉重叠紧密相关的则是智性修辞策略。智性修辞策略能够使一个中心意象或者主题等尽可能多地折叠进表面看起来无甚相关性甚至对立的题材与思想中。[42]此策略增强了说话者的思辨能力,打开了语言的语义联系空间,使说话者能够对各种知识、学说、现实事件等进行整合,以便构建奇喻、悖论等修辞格,从而生成美妙变幻的可能世界。《艳情挽歌之二十:爱的战争》(“Elegy 20:Love’s War”)的中心意象是战争,以暴力主题将医学、政治、性爱等整合为一体。该诗将16世纪末发生在爱尔兰的民族起义比喻为一场时而发作、时而缓和的疟疾,建议通过腹泻清肠和放血排毒等医疗手段加以医治。显然,说话者对盖林(Galen)等人的医学理论非常熟悉,采用这些医学手段是暗指清除爱尔兰内部的动乱分子,帮助爱尔兰的病体康复。那么,这些清肠、放血的排毒手法怎么又与性爱行为联系起来了呢?通观全诗,性爱行为就是一个用刀剑和炮弹放血的过程,也就是排毒行为,将体内的欲望排出,繁衍子嗣。医学知识成为了政治手段和性爱行为的一个奇喻,含纳了医学、政治、性爱等三个可能世界

  米加恩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审视多恩的诗歌,指出多恩本人及其诗歌说话者具有焦虑临床症状,产生了向往将自己交予上帝成为殉道者的死亡心理,焦虑甚至对多恩的全部作品产生了推动性的作用。[43]吉登斯指出,现代性始于17世纪的欧洲[44],如果我们认同此观点的线世纪。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包括流动性与变迁性,威胁着人们对稳定性的心理诉求,焦虑便由此而生。早期现代流动性主要表现为政治、宗教体制与人的知识和认知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宗教改革、人文主义思想、民族国家意识的增强,新学说和新发现的不断涌现,持续不断的天灾人祸等,这一切都在严重地冲击着中世纪教会在欧洲构筑的完整而统一的体系。正是面对早期现代流变性而产生的无所适从的焦虑心理生成了多恩作品的复杂性、矛盾性、动态性,也即多恩诗歌的褶子世界

  首先,就宗教信仰而言,宗教改革开启了现代信仰机制的序幕,多恩因此而有着强烈的焦虑不适,形成了他的信仰矛盾。多恩的信仰焦虑不适有两方面因素:一是教义纷争不断,难以判断真假教义;二是个人宗教信仰与世俗欲望之间形成了张力与冲突。多恩来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而新教主导着英国的宗教和政治事务,为了谋得较好的社会地位,多恩不得不放弃受到排斥、打压和被边缘化的天主教信仰,改信英国国教,这决定了他改信行为的不彻底性。[45]信仰的焦虑不适生成了多恩诗歌对救赎的矛盾和复杂态度。《应答祈祷》(“The Litanie”)第14节说“地上的教会处于交战之中”(Complete:462),这既可以指教会与撒旦的交战,也可以指各教会之间的交战。后者则与神圣十四行《给我展示你的妻室,亲爱的基督》的主题相吻合,该诗以接连六个问句开始,道出说话者心中的困惑:罗马天主教、欧洲大陆的新教、英国国教甚或所罗门的圣殿,究竟哪一个是基督真正的妻室,哪一个是伪基督呢?当各个教会出于各自的利益而无休无止地进行争论时,虔诚的宗教情感兴许并不是各教会当局最关心的事情。最后,多恩以带有调侃的色情语气结束全诗:“只有当她被最多数人所拥抱并张开时,/她才对你最忠诚且最合意。”(Complete:446)这两行诗句一方面包含有强烈的平民思想,另一方面则暗示多恩可能还未找到自己完全可以信赖的教会

  宗教论争似乎从人间拉走了上帝。米加恩指出,多恩的生命形态骚动不安,这是因为诗人心里遭受着宗教情感方面的无序、紊乱和不适的入侵。[46]多恩的神学诗大多是说话者的独白,上帝在其中缺场。说话者在能否获得拯救的焦虑中向上帝进行诉求甚或祈祷,心态复杂。相应地,诗歌的主题形态则灵活多变。神圣十四行《你造就了我》(“Thou hast made me…”)中,第一行是“你造就了我,你的作品会腐败吗?”(Complete:434)这个问句暗示了说话者渴望救赎但却对此一点把握也没有的焦虑心理,同时也暗含对神圣仁慈的质疑:既然自己是上帝的创造物,为什么上帝还容忍或者任由“我”腐败呢?该诗主要叙述说话者的痛苦和单方面的诉求,并未涉及上帝的任何回应,说话者是否获得救赎以及他的信仰能坚持多久则没有答案。在另一首神圣十四行诗《在圆形大地的想象的四个角落》(“At the round earths imagin’d corners…”)中,前八行展望救赎前景,欢乐祥和,后六行则转向内心审视罪孽,最后一行所使用的“as if”(好像、似乎)隐含了无法坚信耶稣受难的救赎心理。罪孽与救赎之间的巨大差距彰显了说话者的内心焦虑,对人之悔罪以及神之救赎功效都持有一份保留态度,处于不确定状态

  其次,身体焦虑对生成多恩诗歌的巴罗克褶子也起到了内在化的功效。欧洲文艺复兴改变了中世纪时期“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的观念,“人成了精神的个体”[47]。身体是个体精神活动的不可分割体,多恩也因此对身体额外看重,但其作品中人物的身体常常受到外来力量的威胁,形成一种身体焦虑。《太阳升起》的说话者对太阳闯进二人世界很是愤慨,咆哮着骂它是个不守规矩的老笨蛋,并通过重复介词“through”,指责太阳不仅翻窗入室,而且还侵入了床幔内的私密空间。品卡发现,说话者的话语暗示太阳有窥阴癖倾向。[48]然而纵观全诗,说话者除了责骂以外,对入侵者的窥视行为束手无策。不仅神圣十四行诗中的说话者很多时候焦虑自己的身体被罪孽侵蚀而拯救之手却迟迟未到,即使被评论家认为表现多恩宁静地准备将自己交给上帝的《病中赞美上帝,我的上帝》(“Hymne to God my God,in my sicknesse”)[49]也隐含着身体焦虑的痕迹。在该诗中,医生来到身患重症的诗人床边,将平躺着的他作为一幅宇宙地图进行诊断,结论是作为小宇宙的诗人将穿过热病海峡走向死亡。虽然诗人对走向死亡并不害怕,但“海峡”一词在30行诗中出现五次(包括拉丁词fretum),根据罗宾斯的注释,该词有痛苦、艰难、危险等含义(see Poems:2:152)。的确,多恩一生因军事行动或外交事务数度渡过海峡,每次都经历生死离别,身体受到威胁。此外,“海峡”还包含深刻的神学内涵。根据基督教教义,身体的痛苦是走向上帝的重要方式之一,所以诗人说“死亡触摸到了新生”(Complete:488)。这与全诗最后一行相呼应:“因此希望被主扔下的他能站立。”(Therefore that he may raise the Lord throws down)(Complete:489)该诗行中,叙述上帝行为的一般现在时说明了该动作的永久性,情态动词may描述人的行动,则暗指一个愿望或将来的行为:虽然诗人穿越无数个热病海峡,最后行将把身体交给上帝,但他对新生并无把握

  最后,思想引发的焦虑心理对多恩诗歌中的巴罗克褶子起到了构建作用。16世纪末及17世纪欧洲弥漫着浓厚的思想,当时涌现了大量的文学,多恩的《第一周年》(初版《世界的剖析》[“An Anatomy of the World”])和罗伯特·伯顿的《忧郁的剖析》(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是其中的两部典型作品,前者是诗歌,后者是散文,但题目中都有医学术语“剖析(解剖)”。17世纪欧洲盛行尸体剖检[50],作家用此术语象征某个特定时期已经走到尽头。末世时刻,一种异己或者外部力量的到来会破坏原有的稳定状态,虽然原有世界的存在状态面临遭受破坏甚至解体的威胁,但它并不会轻易退出和消解。于是,新旧两种力量会发生激烈碰撞,而遭遇这两种力量牵扯的诗人就会觉得无所适从,其焦虑心理便可能通过矛盾的诗歌书写表现出来。《歌:去抓住一颗流星》的说话者渴望忠贞不变的爱情,可当这种爱情真有可能就近在咫尺时,他却不敢付诸行动。这首诗既有厌女症心理,也隐含对忠贞女性的赞美,更有末世时期既向往爱却不敢为爱付出的无奈,诸种矛盾主题在该诗中融为一体。《计算》(“The Computation”)体现了传统的爱情伦理观,《告别爱情》(“Farewell to Love”)一诗却将爱情归结为一种低级的动物欲望和市场买卖,两者之间的差异表明末世时期两种相反的爱情观如何牵扯着诗人的心。同样,《第一周年》哀叹美、真理、秩序等已经死亡,显得十分悲观,但《第二周年》(“The Second Anniversary”)的主体氛围却是欢快的,欢庆这位代表美、真理、秩序等美德的少女并没有真的死亡,而是到了天堂,获得了新生,暗示诗人想用新生去消解死亡的焦虑

  凯里指出,矛盾性和不一致性构成了多恩诗歌的流变性,并评述道:“多恩的诗歌不会静止不动,不会封闭自足。[在推进的过程中]它们吸纳着有别于最初的思想和经验,所以,当我们阅读这些诗篇的时候,会觉得意犹未尽。它们新颖且充满变化,令人感到就像经过一段正在修建的路……工程还未结束,路面也未定型。”(John:177)的确,多恩诗歌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个未能完工的工程,它总是敞开着,像巴罗克褶子那样让人惊奇不止,让人难以确定终结点究竟在哪里,而这一切的背后却是诗人及其时代所经历的无以名状的早期现代性焦虑

  [6]吉尔·德勒兹《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1]对灵与肉之关系的研究是近年来多恩研究领域较为热闹的话题,对此话题做过系统研究的学者塔尔戈夫指出,对多恩来说,“最痛苦的不是两人之间的分离,而是灵与肉的分离”,他认为多恩的作品始终表达了两者的共同必要性(see Ramie Targoff,John Donne,Body and Soul,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p.1,p.5)

  [16]详见胡家峦《历史的星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西方传统宇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6-178、183、186页

  18]批评家凯里指出,该诗第二节有“melt”一词,该词在多恩的部分诗作中暗示女性的爱液(see John:176)

  [30]斯金纳博士指出,该诗前八行对神圣怜悯可能带来的救赎充满信心,后六行中上帝显然是缺场的,说话者意识到上帝的怜悯和圣爱距离自己十分遥远,自己被撒旦牢牢控制,内心因此满是怀疑、绝望、痛苦(see James Skinner, “The Duality of Voice in John Donne’s Poetry”,pp.171-173)

  [31]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1619年(seePoems:2:115),二是1623年(seeComplete:490)。无论哪一年,多恩面临的困境都是:要么远离故土遭遇不测,或因身患重疾而离开人世。双关语无疑暗示了诗人对世俗生活的留恋,美国学者诺瓦认为多恩接受圣职后写的赞美诗已经没有早期神圣十四行诗表现出的内心冲突,该观点值得商榷,其实诺瓦自己也意识到诗人接受圣职后创作的《因为我所爱的她》仍流露出天国之爱与尘世之诱的矛盾冲突(see David Novarr,The Disinterred Muse:Donne’s Texts and Context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p.122-123,pp.127-131)

  [44]详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页

  [47]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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