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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ch.com正好彩票规律【见证中山60年】(14)旧股

文章来源:未知    时间:2019-01-27 10:10

  

  一张珍藏了几十年的岐关车路旧股票虽已泛黄,但它仍折射出“买办”背景下老香山地区,民族商业的发展生态,以及早期股份制企业生存模型

  岐关路的兴建采用了民间集股办法,至1934年,招股总额已达20.7万股,股款总值达103.7万元。而岐关公司董事长郭泉为民国时期中国四大百货公司之一永安百货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1984年11月,在上海市武夷路174号门口,人们冒着冬日的阴寒排起长队,等待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小飞乐)的股票发行--从此,被称作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第一股诞生了,它也揭开了资本市场神秘面纱

  1986年11月14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约翰·范尔林访华,向赠送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证章。会见他时,赠送范尔林一张飞乐音响的股票。如今,这张原始股仍陈列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橱窗内

  世易时移,资本市场的风云变幻,已成为当今精彩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三乡桥头村,现年85岁的郑社利老人家里,几十年来珍藏着一份岐关车路公司的股票。虽几经换股,但泛黄的票据,隐约折射出买办背景下老香山地区,民族商业的发展生态,以及早期股份制企业生存模型

  三乡镇文昌路还是一条十分繁华的大街,但汽车从三乡市场附近拐进环镇路,道路开始变得狭窄,绕过桂山中学,旧时瓦房、小型的碉楼或隐或现,将行人带进另一个历史世界…

  在三乡镇圩仔居委会主任郑天伦带领下,穿过曲折的小巷,记者找到了这位85岁高龄的郑社利老人

  在一个老式柜底,郑社利老人掏出了一个用帆布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待他小心翼翼打开,一张票据模样的东西展现在记者面前

  “公私合营广中汽车运输公司股票”,记者看到,这张股票已不是岐关车路公司股票原始股票样。在股票下方还标有“1957年1月15日,字00544号,317.56元”等字样。股票所有者属于“郑正、安、乐”三人,是郑社利的爷爷三兄弟

  郑社利老人说,郑安是他的爷爷,和郑正一块儿,当年从美国归来,而郑乐也在越南生活过,因此对股份制公司有着开放的态度。他还记得当时用600银元,以5元一股,入了120股。但具体是什么时候入股的,郑社利称已记不清楚

  “这张股票是第3次换过的股票。”郑社利老人说,第一次换股是在1946年,当时抗战刚刚结束,岐关车路受到严重破坏,为重振岐关车路公司,公司以港币为基金,对原股票进行了置换,当时郑家600元股票被换成了1000元港币

  解放后土改时,政府要没收封建财物,村里很多人都把股票捐了出来,但郑社利老人不敢,因为股票上面有他爷爷三兄弟的名字“郑正、安、乐”,有“资产阶级”嫌疑

  1957年,岐关车路公司公私合营,岐关车路也从石岐延伸到了广州,岐关车路公司也改为广中汽车运输公司,并且又通知换股票。这次郑社利老人的1000元港币的股票,被换成了人民币300多元。股票票面记录显示,当时派了112元股息,以后每年都有派息或分红,直到1966年

  后来一直没有派息更没有分红,股票也尘封了。前几年,郑社利老人偶然在箱底翻出了股票,便叫家人去询问才得知,在上世纪70年代相关部门已登出公告,要求股民拿股票进行换票登记,否则一律作废。虽然票面价值已经没有了,但郑社利老人把这张股票仍然珍藏着,他说,这代表一段历史

  去年6月19日,中山第4家在A股上市公司大洋电机,正式对外首次公开发行。据公开资料,在此次公开发行中,网上网下共冻结资金达5670.25亿元,股东遍布全国

  郑社利老人说,那时候大部分人持有的岐关车路股票,基本上是占地入股,主动掏出银元的很少。据史料记载,当时筑路所征得的农田,全部折作股款,共有1.8万多股,将股票发给了1800多户农户

  当然,因占用土地而发生的“抗筑”风潮,发生过10多次,但岐关车路公司的背景显然有政府撑腰。郑社利老人说,当时中山县县长、省公路处处长的卓康成,可以说也是公开募股的实际推动者之一

  据公开资料,岐关车路公司在募股期间,孙中山之子孙科、民国军政名将香翰屏、南方大厦的创始人蔡昌以及卓康成都有认购。因此,一时间引得华侨和港澳人士入股,至1934年,招股总额已达20.7万多股,股款总值已达103.7万多元

  郑社利老人说,正是有这样的官商背景,当时农民“抗筑”事件很容易便得到平息

  而事实上,股份制作为舶来品,中国近代以来的股份制公司更多还具有“买办”背景。1872年,从三乡走出去的郑观应,在上海成立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以及三乡人徐润开办的开平煤矿、郑百超的英美烟草公司等都采取了股份制,都无一例外与官僚,甚至与当时殖民势力有着密切关系…

  但股份制本身却是成功的,它集中了社会广泛的资源来解决普通人乃至地方政府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据了解,当时整个中山县的整个地方建设基金不足两万元,即便全部花在筑路项目上,也是杯水车薪

  郑社利老人回忆说,岐关车路修通后,当年中山县九个区大部分都受惠,虽然当时的车都还是用木柴来烧蒸汽炉,但从石岐到拱北的时间也缩短了大半

  而且,早期股份制公司将西方古老的信托责任也继承了下来,让投资者能够感受到企业管理层在维护他们的利益。据称,当时岐关车路公司也以高息利诱投资者,但在之后,除了抗战期间(据了解,抗战期间,该公司不惜自毁车路,阻止日军。而且,按岐关车路《章程》,其中有车费折收条款,运送正式军队,照章减收半价),公司几乎都派出了红利

  记者在郑社利老人收藏股票的派息记录中看到,除了1957年派息112元多,即便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近10年里,公司亦派出了超过200多元红利

  郑社利老人说,当时花四分钱便可以买到一包好香烟,200元可算是大数目。而这种明确的信托责任,或让现在许多公众公司都会汗颜

  岐关车路,顾名思义,最初指由中山石岐至澳门关闸。完工后,岐关车路北起石岐区,南至拱北,呈“8”字型,而在这个“8”字型的节点,刚好是三乡萧家村。熟悉这段历史的郑天伦说,恰恰是在这个节点上,催生了广东省最早的汽车维修培训学校

  史料记载,岐关车路公司于1927年7月开办后,岐关车路工程分五期进行,前四期工程筑东路,第五期工程筑西路。第二期工程,由古鹤至下栅(今属珠海市)。第三期工程,由下栅至崖口(今属南朗镇),第四期工程,由榄边(今属南朗镇)至石岐,第五期工程,为西路工程,由萧家村(今属三乡镇)、三乡、深湾(今属板芙镇)至石岐

  随着岐关车路的车辆变得繁忙,各种配套服务的需要随之产生,萧家村作为东西两线交接点,这里起先有了为汽车进行维修服务,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广东省最早的汽车司机培训学校

  郑天伦说,这个学校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被取消,但在这个学校培训出来的司机却遍布珠三角。前不久,郑天伦还打听到一位90岁高龄的学员,在韶关辞世

  在三乡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上世纪20年代末,岐关车路第五期开发经三乡乌石墟段时,需在郑光后祠(如今位于三乡镇幼儿园)后开掘筑路,郑族人认为这样是拦断后路(绝后),坚决反对

  郑天伦对这件事亦津津乐道。他说,当时郑氏后人直接找到了同盟会会员、三乡乌石村出生的郑氏后人郑妙卿,出面与岐关车路负责人陈永安打官司

  但即便以同盟会“元老”的面子,也没有能打赢这场官司。郑天伦说,这条公路不仅得到中央直接批准,而且其中,一位身份显赫的人不容忽视,那便是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席儒

  陈席儒是著名华商、当年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分别为其写过传记的陈芳之子。史料记载,1890年,陈席儒随父返国,代理其父在香港、澳门的业务。任香港中日银行董事局主席、道格拉斯·拉泼力克斯公司总经理、粤汉铁路及歧关公路股东

  “陈永安则是陈席儒的侄子。”郑天伦说,这一与国民政府中央有着各种纠葛关系的官司,可现当时三乡人物风流之一“斑”

  据郑社利老人回忆,岐关车路公司招股人之一郑芷湘与国民中央高层也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郑社利老人说,当时郑芷湘本人都承认,他与时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国民政府“四大家族”居第二的宋子文,在青年时代是留法同学

  史料记载,1924年8月,宋子文便任中央银行行长,其后调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后又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广东省财政厅长。而宋子文在广东任财政要职期间,恰是岐关车路招股建设的最好的时期,且相关记载显示,岐关车路公司的股东中就有宋子文,占280股。这不得不让人联想重重

  但“官僚资本家”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劣迹斑斑”。郑社利老人回忆说,自己见到的郑芷湘是一位严肃,而说话却又很随和的人。那时很多老乡寻他找活干,他都爽快答应“好!好!”他是干着前人未想之事业却永葆一颗赤子之心

  据了解,郑芷湘晚年到了美国生活,在三乡的旧居也已无人打理。在郑天伦带领下,从三乡桥头牌坊进入,绕过两条小巷便到了郑芷湘旧居。但记者并没有看到宽敞的院落,以及象征着权威与气派的石狮与大理石廊柱

  跨过一条狭窄的廊桥,记者看到,一栋低矮的普通旧房,透过近两米高的院墙,露出几多沧桑。院前一口池塘,据说在时节里还能开出鲜艳的荷花,而院旁的几颗红棉树,已亭亭如盖,如同岐关车路一样,继续荫及后人

  1956年公私合营后,中山个体商户群体在计划经济的指挥棒下命运多变;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山的工商业群体开始在国内外经济舞台上跃动出闪耀光芒

  莫谈生意经,百孔千疮,无可奈何天下事;再度商人节,一盅两件,且来消遣手中杯

  1948 年11 月1 日,中山县商会举行鸡尾酒会庆祝第三届商人节。忆当年成立商人节时 稳定物价,扶持民族工业,调剂进出贸易,成为国际商业竞争的重要力量的宏图大志,再看当下内战引发的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景象,不少商人借酒消愁,抒发胸中郁闷。这副对联,可谓道尽中山民族工商业者面对满目疮痍的旧中国,无法施展商业拳脚时无奈的苦闷心情

  历史跨越60 年,工商业群体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不断演变,他们也经历着命运的沉浮。1956 年公私合营之后的20 多年,中山个体工商户群体在计划经济的指挥棒下命运多变;1978 年改革开放后的30年,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逐渐确立,从个体户小范围的谨慎创业到全国涌动的全民自主创业浪潮,中山的工商业群体开始在国内外经济舞台上跃动出闪耀的光芒

  1956年2月,做了近10年打铁匠的谭礼做起了五金四社的监事。五金四社是响应公私合营政策成立的手工业联社下面的合作社之一,96 名社员之前都是从事与五金相关的手工业者,他们中有打白铁的、打金饰的、打铜器的、修理单车的。不久,96 人拿出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启动资金,开了一个纯手工操作的集体工厂

  说是工厂,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厂房把大家真正聚集到一块,谭礼说,原百货公司太平路口18 个铺头既是厂房也是店铺,真正公私合作的意义在于,这些手工业者将按月领取工资,年底还有分红

  但不可否认,从私到公,将广大的手工业者集中起来,发挥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效益,为解放初期的中山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工厂建立之初,还租了马达用于五金制品表面的抛光。谭礼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地人到中山从商的不少,在五金联社隔壁,有一位来自南海的小商人,他的店铺就有马达。于是,谭礼去和他商量,从他的马达中拖一条皮带,放两个抛光轮,电费两边分担,这样马达一启动,两边生产都不误。半个马达,帮助工厂完成了最初的一些工序,半年后,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壮大,谭礼专门去广州购置了两批马达

  据中山史料记载,1956年1月24日批准全市私营工商业合营,在春节前(2月12日前)搞好清产核算和人事安排、定息等工作。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春节前全部批准走合作化道路。据记载,当时中山县、石岐市参加合营的私营企业有1131户,资方人员3199人(不包括外股东),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有19336户、35842人(含从属人员)

  手工业者集合到一起搞生产,大家的劲头很足。后来,五金四社合作社发展成为一家拥有四五百人的五金机械厂,由五金制品厂、华强五金厂、衡器厂、船钉厂等5 家厂合并而成,谭礼成了厂长,那时的盛况可以用三条马路一条街来形容,几十间店铺分布在太平路、孙文西路、凤鸣路和河口街,由于工厂太分散,上面开会要传达政策,得一间间车间跑。不过,一年后,这家厂因为合并的厂太多,难以管理,分成了6家厂,此后还经历了多次的分分合合,并成为中山电梯厂的前身

  尽管这家集体企业根据不同时期的政策经历了多次的分分合合,但人心很齐。那时候经常搞运动,但我们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参与,因为我们是集体制的厂,如果工厂停产,我们就没有吃的了。不少国有企业搞,生产停了,也要到我们厂来拿货。那时只要讲究方法就比较容易管理,工人很单纯,干起活来都很自觉。78岁的老厂长谭礼很是感慨

  1956年,私营工业的第一批试点选择了酿酒、印刷、烟丝、玻璃4个行业。4个行业合计有16户,占全部私营工业改造户的24%,从业人员371人。而私营商业的试点为6个行业:百货、镜画、鞋业、棉织、布匹、茶楼共58户,占商户总数的7.4%

  那时候没觉得资本家有什么特别的。谭礼老人说。在他的周围,资本家的规模都很小,无非就是请了几个人为他打工,平时对待员工也没有什么恶劣态度,有时候老板还和员工一起干活。开始资本家不能做社员,只能做预备社员,后来政府出台政策,根据资金规模定级,有的就不是资本家了。我们那时的合作社,也可以安排资本家做领导,工人做组长,资本家做副组长,大家都互相配合,成为了好朋友,资本家的工资不是政府定的,是大家评的。谭礼表示,刚开始的公私合营时比较纯的,大家都把心思放在了生产上

  根据1956年的史料记载,当时的许多资本家要将私人拥有的生产资料拿出来归全社会所有,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于这种变化有些人刚开始的确处于观望态度,1001ch.com正好彩票规律但面对热火朝天的社会建设大潮,这些资本家仍然很快地接受了政策,并积极地投身于公私合营

  当时,石岐市采取了北京市的做法,对资本家清产核资采取四自的原则,即先由资本家自报,再由资本家工作队评议,由清产核资小组审核通过。资本家普遍的心态是宁低勿高,害怕估高了被说成他们不进步。不过,许多资本家还是觉得这次改造比较公平。当时的华强五金厂资方谭亦说,在估价时各行业资方也能按公平合理、实事求实的精神来估价;酿酒厂的资本家黄荣说,这次清产核资确实做到了公平合理,实事求是,两不相亏,我自核的股价是8500 元左右,结果大家核实一致

  另外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是私股定息,根据和平赎买的政策,从1956 年起付给私股十年的5%的股息。那时的资本家看到形势变了,对股息的预期很低,一般为坐三望四,觉得4%的股息已经很不错了,谁知道后来既定为5%,许多资本家真是喜出望外。当时石岐市的合营企业分布情况为:工厂13户,商业19户,交通运输业1户,剧院1户,私股共有1059214元

  但随之而来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很快让喜出望外的工商业者心中再度苍凉。直到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久,中共中央宣布,经过30年改造的中国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已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非公经济从业者的命运,从此迈进了新的历史轨道

  改革开放的号角率先在作为化外之地的广东吹响,广东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当时全中国的产品都依托广东这个二传手,传给香港,再由香港传给欧美和全世界,广东由此成为了全国商品的集散地

  不安分的中山人,从这种变化中看到了机会。从当初的谨慎尝试到义无反顾,许多人毅然丢下人们羡慕的铁饭碗,跳入了变幻莫测的滚滚商海

  1986年,敖岐生办理了停薪留职,下海了。这位曾经是新平乡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知识青年,当时已经是中山电梯工业公司下属一家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他宁愿每个月交给单位 200 元也要下海,那时候,他每个月的工资不过70元。他的想法很简单:保住铁饭碗,三年后再回来

  敖岐生来到了广州,在亲戚的引导下做起了服装贸易。生意非常好,破的烂的都能卖出去。那时候服装供不应求,在工厂做机械木样(相当于今天做模具)的敖岐生尝到了下海的甜头。一到春节,敖岐生就租个仓库,然后到各个工厂收购存货,留到过年后卖,服装卖到了全国各地,利润很大,下海让他有了不一样的感觉。1995年,他正式放弃铁饭碗,辞职下海,去一家外资玩具厂做了厂长,之后他开茶楼、做古董生意,在个体户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而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儿子毕业后也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自我设计人生开始了创业之路

  上世纪80 年代,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中山率先感受到了蛰伏了太久的市场中充满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做起了个体户,尝到了单干的甜头,沉默了20多年的个体工商业谋势而动。古镇海州村的老袁本来是一名高中教师,经不住学生的游说,辞职去给学生打工,做起了物资贸易,人称倒爷。金钱的来势甚至让他心惊惊,一个月的收入远远高过做教师的工资。后来,学生看中了灯饰业,马上开起了灯饰厂,并指导老袁开了一家小型灯厂。从此,老袁从老师变成了老板

  2000年,老袁给在广州打工的儿子小飞去了一个电话:儿子,回来吧,趁着年轻自己干。他给了儿子10万元作为创业启动资金,小飞开起了广告公司。尽管历经挫折,但老袁总是鼓励儿子:要坚持,自主创业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如今,小飞还在创业的路上继续摸索,他周围的一大群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也都选择自主创业,成为个体户、老板

  中山民国时期的红木椅子,长54厘米,宽46厘米,高86厘米。翻拍《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

  图为民国时期,中山居民的室内摆设。 关于缝纫机:1830年,法国一个裁缝发明了世界第一台缝纫机。19世纪末,缝纫机在中国开始流行,俗称铁裁缝、铁车。清代官员张德彝在其 《航海述奇》如是形容:形似茶几,上下皆有关键,面上前垂一针,后一轴线。做女工时将布放于针下,脚踏关键,针线自能运转,缝纫甚捷。 至1919年,上海已出现专门维修缝纫机的协昌铁车铺。而中山地区的缝纫机则由华侨从美国引进,最有名的是胜家牌(Singer)缝纫机,而解放后则为国产的蝴蝶(无敌)牌缝纫机

  回望中山家具变迁近百年的历史,有意外、有心痛、有欣慰、有期待。百年前香山的繁华和开放让人意外;曾经对历史、对传统的唾弃让人心痛;审美意识觉醒后对传统美的探寻让人欣慰;期待,在这轮回中,重拾的精华,能在未来升华

  相传,郑和下西洋,给外国人带去丝绸和瓷器,而带回来的主要就是红木。这些红木原来是用来压舱的,在中国能工巧匠的工艺下,红木家具在中国落地生根

  早在郑和下西洋前30 多年,香山南部的浪白澳(今珠海市南水镇)就被划定为外国商船停泊和贸易的港口。每年夏秋间,外商乘风而至,入市贸易。百余年后,濠镜澳(澳门)也被允许外国船舶停靠。香山,这个华南地区对外贸易老口岸之一,引进的木材不仅仅是红木,还包括坤甸、柚木等,大户人家的家具,很早就融合了西式家具的风格

  祖籍西区长洲的离休干部黄自显,从老屋搬出后,辗转住了好几处。家具不断更新,然而,有那么几件老家具,黄伯却怎么都不舍得遗弃,其中就有一张架子床

  这是一张上世纪20 年代的柚木大床,占据整个房间大部分空间。大床四角有4 根柱子,用来挂蚊帐,在蚊帐顶挂着一幅绣有鸳鸯戏水的床幔,金色的蚊帐钩还镶有红彤彤的双喜,一看就知是一张婚床。这是我结婚的时候,姨婆送给我的。1973年,黄伯成亲,床当然是必须准备的。那个时候物资匮乏,木头也奇缺,要想弄张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看着为婚床着急的新郎,黄自显的姨婆将自己的一张大床送给他,这在当时可是一件贵重物。一般人结婚都是用普通的木头,很少用柚木。这些柚木是从东南亚进口的。据《中山市志》记载,民国时期,中山城乡的有钱人都喜欢用传统的红木家具,包括酸枝和坤甸等,而用来做家具的木材只能从国外进口

  不仅材料进口,床的设计和雕饰也脱不了进口的影子。身为华侨的姨丈从国外买来的柚木做成的大床,最初还是弹簧床垫。十几厘米的弹簧床垫,国内少有。不过,到黄伯手里时,床垫不见踪影,床下的两根横木也断裂,但修整后,仍是一张豪华的婚床。在床头和床尾雕刻的花纹也颇有西式家具的特色

  不过,这张婚床骨子里还是中国传统的款式。黄伯的床顶着墙放,加上床本身的两个床头,三面都有围子。睡觉时,感觉安全了许多

  这样的架子床只能单面上下。过去,男人睡外面,女人睡里面,讲究的也是一种礼制,男尊女卑。今天,大部分人家的床都是单头床,两面自由上下不同。男女平等的意识,从床开始

  2008年8月6日,记者曾报道五桂山一座百年老屋,年久失修,已经老态龙钟。当时,主人家吕叔告诉记者,在西厢房里有一张一块木板做成的床和老屋一样年纪。这张床比一般的床要窄,却比如今的沙发要宽,三面围起来,坐上去,靠不到背,似乎并不适用

  几天前,记者再次来到五桂山的这座百年老屋里。家中只有女主人在,对于老屋中的家具,她觉得破破烂烂,都是旧的,没啥好看。那张罗汉床用来堆放杂物,似乎不被重视。在同村的张婆家,记者看到了同一款式的床。摆在客厅里。以前,每家每户几乎都有这么一张床,摆在客厅的一侧,客厅正面则摆着神台。张婆说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床叫做罗汉床。明清以后,作为一种待客家具,摆放在客厅。两个人可以盘腿坐在床上,斜倚着聊天,有点像双人大沙发。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罗汉床在待客时,等级比椅子还要高呢。平时,罗汉床还可用来小憩一下

  张婆家的罗汉床还在发挥着它原有的作用。和罗汉床一样,历经岁月沧桑,仍默默奉献的还有一个木质外壳的老式机械钟,摆放在老屋的西厢房里。在钟的外壳上,写着英文的Clocker,这是我家公从国外买回来的,具体也不知道多少年了,但从来没有坏过。尽管房里只有我和张婆两人,她还是用手掩着嘴,似乎怕让人听去这个秘密。别人叫我不要卖这个钟,钟摆是银做的,宝贝来的。木质的外壳已有些松动,银制的钟摆也有些黯淡,只有滴滴答答的钟声没有被岁月侵蚀

  张婆的家公早年去秘鲁闯荡,后来回乡建了这座已经保留了近一个世纪的祖屋和家私,又回到了秘鲁,再也没有回来

  1950年6月,美国及其附庸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禁运物资来华。香港政府也先后颁布了禁止输出统制法令、特别货品禁止法令,对中国禁运的物资达190余种

  贸易往来的断绝让中山在随后的几十年间里很少再有新增的红木家具。更为可悲的是,大批一代一代保存下来的老家具也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被破坏

  1966年8月19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开始以后,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成为扫荡目标。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

  明清时期留下的古旧祠堂、庙宇和学校(书院)不少都被拆除。这些建筑物的承载梁、柱等构件主要是用整件原木的坤甸制成,动不动都直径逾尺,甚至一个人张开手才能合抱。这些旧物成为农具和家具的新材

  以前家里还有很多家具的,破四旧的时候能搬走的都被搬走了。张婆带着记者在家中转了一圈,所剩的老式家具已经不多,唯有那张罗汉床和一张八仙桌还保留至今。这些太重了,他们搬不动。在吕叔家,老家具也所剩无几,据主人家回忆,同样也是在四清时期,家里大量的家具被搬走

  在黄自显的记忆中,人民公社时期,家家户户都在公社食堂吃饭,于是,人们将自家的桌子、椅子搬到食堂供使用。不久,当饭堂难以为继,关门大吉后,这些桌子、椅子则被遗弃,或是破损

  没有红木进口,中山人只能用本地的樟木、森木等作为做家具的材料。而款式也简单很多。曾经当过木匠的余乃刚如今是广东省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他还记得当时做的家具都是普通的凳子、椅子和桌子

  那个时候,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木材很难搞到。为了做结婚用的木柜,黄伯看中了隔壁人家种的杨桃树,私下里商量着买了下来,这才解决了问题

  余乃刚说,很长一段时间,中山人自己做的家具风格古朴,讲究实用,甚少装饰,明清家具的传统,荡然无存。一是经济条件使然,一是社会意识使然

  当封闭了近30 年的国门再次打开,普通人家的家具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

  沙发开始流行。在五桂山的吕叔家,记者在东厢房看到一组体积庞大的墨绿色皮制沙发。如今看来有些臃肿,色彩也过于浓重,但是,上世纪80 年代初,却是正当流行时

  20世纪80年代,最流行的家具大概算是组合柜了。这块儿拉出来,给老婆梳妆打扮,那块儿拉出来,给孩子做作业。这里放书,那里放衣服,都清清楚楚,将家具的使用功能设计到了极致,不考虑美观,不考虑装饰,是当时人口急剧增长,居住面积尚未改善的流行产物。如今,怕是没有什么市场了

  让余乃刚一直念念不忘的,不是这些流行的沙发和组合柜,而是那被遗忘的传统家具

  上个世纪70 年代,全国上下大办农田水利。广东走在全国前列,从人力操控的农田排灌,进入机械化、电力化排灌年代。于是,原先用作水闸、水窦挡板的大量坤甸木料退居二线,成了弃置物。这些木料部分改制成农具,但一时间却也用不了那么多。精明的大涌农民就把这些木料打造成家具出售

  传统逐渐被唤醒。第一次看到这些家具的萧照兴感觉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古色古香之美。一定也有很多像我一样喜欢这种家具的人。萧照兴开始用坤甸木来模仿,办起了大涌第一家红木家具作坊。如今,他已经是中山鸿发家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1991年,准备结婚的余乃刚买了第一套属于自己的红木家具,花了2000多元。和黄自显一样,沉淀了那么多历史和记忆的婚床一直陪伴着余乃刚,不舍得扔掉

  1996年,佳士得公司在纽约拍卖过一场中国家具,一共107件,其中37件是小件。拍卖结果,平均每件100万元。这个价格给十年前的中国人一个极大的震撼。我们从未想过,被我们扔掉的很多东西居然有这么大的价值

  新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观复博物馆的创办人马未都说,中国的古典家具具有极强的文化因素,会产生情感寄托。你把家里的折叠电镀椅卖掉,肯定不会心疼,但要卖掉家里的太师椅,准会心疼,不管多少钱。正是这种情感因素,让黄自显和余乃刚都不舍得自己的婚床。这家具中,有家族的历史,有个人的情感,还有文化内涵,甚至是不菲的收藏价值

  人们常说,时尚就是轮回,然而,并非所有的过往都能迎来轮回,有些被彻底遗忘,留在过去,唯有经典方能卷土重来

  什么是经典?明式、清式就是经典。余乃刚,如今已是广东省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他说,没有了文化传承,即便再高档的红木,也不具备收藏价值

  百年来,我们远离,甚至遗弃了自己的家具文化。今天,当我们重新回望古人如此丰厚的遗产时,我们的内心怎么能不充满深深的愧疚和忏悔?这种愧疚和忏悔应当化为对古代文化的一种尊敬,而不是轻薄

  中山,如今已拥有大涌红木家具产业,拥有三乡仿古家具产业,更应当思考,何为尊敬,何为轻薄

  经中山县政府出面致函拱北税务司批准,中山人傅汉祥1948年从澳门买到一辆自行车;上个世纪90年代,交通工具“改朝换代”,小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

  1948年4月20日,中山县下栅墟(今属珠海)西医傅汉祥因出诊需要,拟在澳门购买自行车一辆入境,特请县政府致拱北关税务司请准照章缴税进口的书函。 图片由市档案馆提供

  图为民国时期,大家争先恐后抢着与自行车合影。当时,人们称自行车为单车、自由车、脚踏车,其间珠江三角洲一带多流行英制的克加路三枝枪。 图片由市档案馆提供

  1948 年春节,傅汉祥医生穿新西装,打新领带与自行车合影。 图片由市档案馆提供

  穿过62 年的记忆长廊,石岐区94 岁老人傅汉祥眉头一皱,浅浅地笑了笑。他想起了行医时,艰难申购的那辆在现在看来奇丑无比的英制“克加路”牌自行车。那是当时的乡长请求中山县政府出面致函拱北税务司批准从澳门进口的。旧中国真是落后得可怜,解放前,中山人因工作和生活所需要的自行车,多是英国产的“克加路”或者“三枝枪”

  中山第一个拥有自行车的,是隆都沙溪申明亭村人书法家杨述之。清光绪十五年(1889 年),杨19岁,其亲戚从美国檀香山带回一辆自行车送给他,由于是中山第一部,曾轰动一时,人们奔走相告,一睹为快

  解放后,自行车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国门打开后,国人创造力被激发,国产“凤凰”、“永久”等风驰电掣般出现在大街小巷。新楼盘开始配套单车房

  历史的车轮不停前行。上个世纪90 年代,交通工具“改朝换代”,小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

  与今天宽敞的柏油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是,当年到澳门的路简单而狭窄,许多地方只能容纳两辆自行车并行。下栅乡当时单车数量不多,而且均为英制的克加路和三枝枪,这些就是一个乡通往澳门的主要交通工具

  中山单车车夫很有本事,载得重又载得高,如同耍杂技,一架单车载十几个米缸不成问题

  8月18日上午,石岐区紫来大街一栋陈旧而安静的居民楼里,记者找到了本版老照片的主人傅汉祥。傅老是广东省紫金县人,省厅级离休干部,尽管他已94岁高龄,老伴廖雪娥也有87岁,但两位老人坚持自己做家务。傅老家里非常简朴,有许多年代久远的物品,一些电器还是40 多年前买的。一张拍摄于1948年4月20日,人与自行车的合影照递到了傅老手上,老花镜下,一串串往事将我们带到了那个物资匮乏、兵荒马乱的年代…

  在廖雪娥心中,一辆崭新的英制克加路自行车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无疑是身份的象征

  中山县下栅乡间一条土路上,一位身着红石榴花连衣裙、脚踩尖头皮鞋、身材婀娜多姿的女孩经过。许多村民跟廖雪娥一样,显然是惊呆了,并非女孩靓丽的容貌、时髦的穿着,而是胯下的那辆拥有两个橡胶轮子的自行车。廖雪娥感觉这个女孩来头不小,要么来自香港,要么来自澳门,当时我觉得她很不平凡,有风度、好厉害!廖雪娥说,她甚至把女孩当成是仙女,还目送她,直到看不见

  解放前的中山物资匮乏,自行车这件在今天看来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东西,却是当年的稀世之宝,一般的人不要说买,能见到就算不错了。1947年,廖雪娥随丈夫傅汉祥来到当时的中山县下栅乡(现归珠海管辖)开了家诊所,取名傅汉祥诊所,目的是协助当地政府和华侨眷属筹建华侨医院

  最初来到下栅,傅汉祥并没有这么忙碌。下栅市场一位卖猪肉的陈姓村民病入膏肓,生命垂危。在家人看来,陈这次难逃一劫,已经为其穿上寿衣,准备后事。傅汉祥受到邀请后,火速来到陈村民的家中为其诊疗。病人尚有呼吸和心跳,傅知道患了急性肠胃病。紧急处理后,傅汉祥坐等数小时待病人苏醒过后,才离开。陈村民过了几天就恢复健康。这以后,村民间都传说着傅汉祥有起死回生之术,傅的诊所开始门庭若市。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傅汉祥因此需要经常出诊。从近的东岸、萧家村、唐家湾、下栅等,到远的翠亨、南朗,遍布了他的行医足迹,交通问题是他最苦恼的事情

  一名叫佘香的单车仔看到了诊所门前的商机。虽然自己的自行车相当破旧,但他坚信一定有人搭乘。谁家有了病人,家属就会雇单车载傅汉祥出诊。据说佘香的单车是从澳门一亲戚家买来的。为了能载人载物跑长途,自行车的后座不仅被改装加固,三角空间也被安装上了扁平的锌铁箱,箱子里安放有活动扳手、铁钳、螺丝刀等修车工具,水、食物或衣服等都可以存放,当然还可以加锁,以防盗窃。佘香为人老实厚道,就是傅汉祥当天可能不出诊,他也会驻扎在诊所里,因为附近村子随时都可能有病人需要急救,医生快速赶到现场是病人的第一需要

  下栅乡临近澳门,在国内物资缺乏的情况下,澳门成了傅汉祥诊所购药的首选,因此,诊所里的药基本都是外国进口货。廖雪娥不仅是傅汉祥的妻子,也是诊所的药剂师。一旦去澳门进货,她也必须租佘香的单车。好在到澳门乘坐单车只需要一个小时!走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单车的铁制座位震得人屁股有些受不了。与今天宽敞的柏油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是,当年到澳门的路简单而狭窄,许多地方只能容纳两辆自行车并行。下栅乡当时单车数量不多,而且均为英制克加路和三枝枪,这些就是一个乡通往澳门的主要交通工具。除此之外,如果你要去澳门,就必须徒步

  中山单车车夫很有本事,载得重又载得高,如同耍杂技,一架单车载十几个米缸不成问题。傅老说,时至今日,再也无法看到中山有年轻人像当年的中山车夫那么技艺高超

  傅汉祥众多的病人当中,有一位比较特殊,他是官塘的乡长,名叫卓耀松。此人非常信赖傅汉祥的医术,全家人不管谁生病都会到傅汉祥诊所就医。卓耀松也在观察傅汉祥这个从大城市来的大学生医生,他发现傅汉祥每天坐着佘香破旧的老单车在颠簸的乡间小路上进进出出,有时也会赶夜路,非常感动。1948年春节刚过,卓就请求中山县政府出面致函拱北税务司批准从澳门进口一辆单车,专门用于傅汉祥出诊,方便其行医

  1个月后,崭新的英制克加路牌自行车到了傅汉祥的手上。收到自行车后,傅倍感幸福,那是很多人都羡慕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即便是很有钱,也没有资格获得

  乡下的道路有的尘土飞扬,有的泥泞重重。傅汉祥在家练习了半个月后,就上路了。出诊回来后,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洗得非常干净的布擦自己的车,细致到每个链扣。新车到达诊所后,依然交由佘香使用,接送傅汉祥来往于病患之间

  城里时常会有照相的师傅到乡下照相赚钱,每当这个时候,村民们就想到了傅汉祥的自行车。跟自行车合影,如同现在一些追星族跟明星合影一样,那是很有面子的事情。当然,这样的机会傅汉祥也有所把握。知道有人来照相,他特意穿上了新西装、打了新领带,戴上了礼帽,而后选择了一个好的背景,最后双手扶在自行车把子上,一只脚轻轻放在脚踏板上。准备好了吗?好了!咔嚓!历史被凝固在了瞬间

  出于工作的需要,傅汉祥时常会骑车到中山县城办事,遗憾的是,苦恼随之而来。骑车经过县城,傅汉祥偶尔也能遇到几辆自行车,但这跟他去澳门看到的场景大不一样。自行车爆胎,他跑遍了县城也没找着一个修车铺。这样的现象直到1950 年年底才有所改变,街道上的修车铺开始多了起来

  在中山县,当时医生的工资大概在33到39元,而买一辆国产自行车需要100多元。自行车也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到的,你需要拿到配额,往往几百人的单位只分配两三辆。新中国成立后,东江地区的地委书记梁威林连发三张调令,调傅汉祥去惠阳地区接手当地的一家教会医院--惠安医院。1952年年底,傅汉祥和廖雪娥与乡亲们依依不舍道别。当天,附近村庄的数百群众前来送行,场面非常感人。而配给他的那一辆进口克加路也在当天赠送给了乡民

  1958年,傅老调到韶关市成为韶关地区人民医院的副院长。地处粤北的韶关经济环境相对落后,韶关地区人民医院配给傅汉祥的坐骑是一辆广州产的红棉牌自行车。遗憾的是,不久,自行车被偷了。报警后,当地公安局3年后才帮他找回失车,可惜只剩下一个三角架。再后来,傅汉祥成为广东省粤北人民医院副院长,直到1986年离休回到中山

  傅汉祥重回中山的那年正是市场全面放开的一年,中山大街小巷仿佛在一夜之间冒出了无数个自行车销售店,牌子也越来越多了。傅汉祥发现,在城市青少年的心目中,永久、凤凰这些时髦车型已经老土,山地车、变速车成了都市年轻人的新宠

  走出回忆,傅老说:老一辈的人想不到的,现在都有了;新一代的人同样无法想象过去的样子!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变化一直在发生

  2000 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惊叹中山私家车增长惊人,说著名侨乡中山市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挂着私家车牌的小汽车行驶在城乡道路上,当年,私家车达到4.54万辆,汽车保有量为7.61 万辆,私家车超过了公务车

  而中山市的私家车是上世纪80 年代才开始露面,但那时私家车数量极少。其后,每年都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到1999年二季度末,中山市的私家车已达3.3 万辆,占据当时全市6.25万辆汽车保有量的半壁江山

  然而,中山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中山调查队今年3 月公布的 2008 年中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市机动车保有量 61.93 万辆, 比上年增长4.6%。其中,汽车保有量27.80 万辆,增长12.4%。 个人汽车 22.32 万辆, 增长15.9%。也就是说,8 年来,私家车增加了5倍,而汽车保有量增加了4倍

  《香山旬报》揭开中山百年报业序幕,解放前夕《中山民国日报》《建中日报》《开明报》三足鼎立,建国后又有《中山农民报》、《中山报》先后登上历史舞台

  人们常说,昨天的新闻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其实,昨天的历史同样可以成为今天的新闻。新闻史不仅是新闻自身变化发展的历史,同样是社会变迁、受众成长的历史见证

  早在清光绪24年(公元1908年),便由邑人郑彼岸等创办了第一份现代报刊——《香山旬报》,揭开了中山百年报业史的序幕。此后数十年间,各类报刊层出不穷,如《铁城报》、《中山大公报》、《仁言报》等,不下数十种,基本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中山这片土地上宣扬着各自的主张

  今天是中山日报报业集团成立3 周年、《中山日报》复刊17 周年、《中山商报》创刊5 周年的特别日子,此时此刻,让我们拂去历史尘埃,中山报业史的进程历历在目:100年前,中山报人在为推翻封建帝制、鼓吹革命而奋笔疾书;50 年来,中山报人在为传播新知识、建设新中国而艰苦奋斗,他们面对重重困难毫无畏惧,为了心中的理想执着奋斗,将新闻的火种传播至今

  春去秋来,又一个甲子轮回。纵观60 年来的中山报业发展史,无论是60年前《中山民国日报》、《建中日报》、《开明报》的“三足鼎立”,还是今天多家省市媒体的 “多国演义”。改变的是报纸的名字,不变的是报人一以贯之、坚持不懈的新闻理想与追求

  当天的《开明报》与往常有着明显的不同,所有版面均以红字排版,各类大小不一的“恭贺新禧”告白充斥着报纸的大量版面,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节日喜庆气氛。在第5版的《建国卅八年元旦特刊》中,分别刊登了中山县县长孙乾、县参议会议长郑道实等政界要人的新年献词,期待“国运更新”,号召全县人民“新年要有新希望”

  这一年,中山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中山民国日报》,其次是《建中日报》,《开明报》只能忝居最末。三者中,《中山民国日报》是县党部机关报,《建中日报》则是由县党部执委主办,只有《开明报》属于民办

  “《建中日报》和《中山民国日报》有权有势,下面各级机构都必须订阅,因此发行量大。《开明报》就不行。”杨荫清当年是《建中日报》的一名见习记者,领着每月120斤米的薪水,整天都奔波在石岐的大街小巷中跑突发新闻

  “《开明报》社址就在牛角巷口,《建中日报》社址则在孙文中路新华书店的隔壁。”如今的杨荫清已是耄耋老人,但回忆起往事却异常清晰。“报社的正式记者平时都被报社派驻各个警察局,因为那里社会新闻最多。而见习记者则相对机动,除采访外,还要校对,与工人一起排活字,经常干到凌晨两三点才能休息。”尽管工作辛苦,收入也只有正式记者的一半,杨荫清却乐在其中。“《建中日报》的记者被人们称为‘无冕的皇帝’,出入都佩戴着报社的铜章,社会地位很高。”

  在《建中日报》工作期间,有一件事情让杨荫清记忆尤深。当年,保安和警察在围剿山区游击队时,打死了一名游击队小队长,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字条,字条上书“收到岐关车路行车公司月费两千元”等字样。《建中日报》在报道此事时,借题发挥,给岐关车路公司扣上了“资助”的帽子。报道一出,立即对有诸多要人参股的岐关车路公司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方高层前来报社交涉,听说是以免收新闻纸运费为条件,要求对此不再进行报道”。看到一向标榜“主持正义,反对大资本家,向豪门开火”的《建中日报》最后却与抨击对象达成了妥协,令杨荫清感到颇不是滋味。“归根结底,《建中日报》也是大资本家办的报纸,所以此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与《中山民国日报》、《建中日报》不同,《开明报》尽管影响力稍弱,却更具民主进步色彩。关于该报,还有着一段堪称中山版“潜伏”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开明报》本是地方豪绅为了扶植地方势力,对抗由县政府主办的《建中日报》而创办的,后来却由于经营不善,难以为继。当时的县政府建设科科长赵约文(中共地下党员)与社会科科长苏翰彦(民盟中山地方组织筹建人)看到这一情况,立即以县政府需要掌握舆论机关为由,建议县长孙乾接管该报。获得孙乾同意后,两人立即安排了员李思明、王伟彤,盟员郑沧徽、刘清勋进入该报担任记者或编辑,后来又将在《建中日报》任职的陈宏文(盟员)转到该报担任总编,郑沧徽后来还担任了社长

  这样,《开明报》便基本掌握在中共地下组织手中。而在《建中日报》里,也有中共党员、盟员“潜伏”其中。中山三大报纸,真正控制的只有一个《中山民国日报》

  1949年9月1日,在郑沧徽的带领下,开明报社工作人员一行16人来到县图书馆门前拍照留念,度过了他们最后的一个记者节。1949年10月29日,中山解放前夕,《开明报》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在此前不久,《中山民国日报》已告停刊

  唯一例外的是《建中日报》,在中山解放后仍旧出版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才在石岐军管会勒令下宣告解散

  解放后的中山除利用《建中日报》等旧报纸开展宣传外,还迫切地需要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报纸

  1949年11月29日,中共珠江地委在石岐创办了《珠江人民报》(后改名为《珠江农民报》),面向佛山、江门、中山等地发行。1952年11月底,《珠江农民报》被合并入《粤中农民报》,转移到江门出版。此后,中山进入了一段长达3年多的“无报”时期

  中山自古以农立县。解放后,随着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合作化等运动的开展,中山农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空前高涨。为了顺应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山县委于1956年3月22日创办了县委机关报《中山农民报》

  由于定位明确,信息丰富,《中山农民报》甫一出版便受到了全县干部和农民的热烈欢迎,各乡镇和合作社纷纷订阅,不少地方还建立了专门的读报队伍,组织社员在劳作之余读报、交流,向社员传播各种文化信息与农业生产技术知识,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

  “因为内容贴近生活,读者十分欢迎。很多群众、通讯员也踊跃投稿。”1956年,李文光被县政府从县文化馆抽调出来,成为《中山农民报》的一名编辑。他说,《中山农民报》创办之初,办报人员仅有6人。因为人手紧缺,报社编辑往往需要“一专多能”,除了承担编辑工作,还要身兼校对、采访、电版、摄影等任务,“有时工人来不及排活字版,还得自己亲自上场干。”由于记者很多时候要下乡采访,又没有交通工具,时常来不及回报社写稿。在这种情况下,电话便成为记者们最为常见的传稿工具,而编辑在这时又充当起了速记员的角色

  “编辑一般下午五六点钟就要定版,然后送稿去印刷厂排版,反复校对,确认无误后才走。”而下班的时候往往已经是凌晨1时左右。“没有一天是在晚上12点前睡觉。天天都要上班,很辛苦。就连看一场苏联电影也要偷偷地去,看完后还要回来继续奋斗。”

  尽管工作十分辛苦,但是在李文光的记忆中,那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报社里大多数记者、编辑都是二十出头的热血青年,充满着对新社会的憧憬与向往,浑身满是建设的干劲。“当时人的思想很单纯,只想着如何为新中国多做一些工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中山农民报》的发行量和城乡影响力不断扩大。1957年7月1日,《中山农民报》更名为《中山报》,1年后改名为《中山日报》,1959年8月1日,再度恢复《中山报》原名。期间,报纸从最初的三日刊,发展成为日报,1961年的日发行量曾达到历史最高的2万多份

  从1957年开始,《中山农民报》、《中山报》、《中山日报》先后经受住了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始终坚持出报。对“”期间甚嚣尘上的“浮夸风”现象,也能够实事求是,予以较为客观的报道

  然而,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却彻底改写了《中山报》的命运。由于纸张供应紧张,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中山报》被迫先后使用牛皮纸、蓝色包装纸等各种纸张进行印刷,勉力维持每日出报。由于效果和质量不好,群众对此有很大的意见。到了1961年2月16日,《中山报》在出版了1038期后,无奈停刊

  在这期间,尽管陆续出现过《石岐报》、《红石岐》、《香山报》、《岐江文艺》等多种报刊,但发行量和影响力都不大,真正意义上的县市级报纸并没有出现

  这段时期,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春创办的《中山通讯》,它是一份中共中山县委主办的内部刊物,每月不定期出版,主要报道宣传全县工农商各条战线的先进事例与典型,推广和普及文化知识与工农生产技术知识等,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县委机关报的作用,并持续出版至1980年秋停止

  1992年8月28日,中共中山市委创办了机关报《中山报》,后改名为《中山日报》,揭开了中山报人参与珠三角乃至全国现代报业竞争的序幕。复刊17年来,《中山日报》从最初的周二刊、对开四版,逐步发展成为如今的对开16版、发行量近10万份的完全日报,是我市政治、经济、文化宣传的权威主流阵地,不仅成为全省、全国乃至海内外都颇具影响力的地市级媒体,还是内地唯一能够进入台湾地区的党报。如今中山日报报业集团麾下已经拥有《中山日报》、《中山商报》、中山网等媒体,报纸的形态也拓展为纸媒与网络媒体并轨,纸媒、数字报纸、手机报并行的格局

  进入21世纪后,《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省级媒体的先后加入,中山的报业竞争格局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这是一张1935年的老照片,那一年,小雅山房应香港政府之邀,前往香港参加英皇银禧大典庆祝活动。 图由市档案馆提供

  那时的香港,为后世留下了跑马地阅兵、童子军表演和群龙瑞狮大会等无法忘却的回忆。 图由市档案馆提供

  小雅山房在英皇银禧大典中夺冠,吕文成又与其他几位广东音乐名家一起送上了绣有一聆雅奏四个大字的锦旗。吕文成还亲自登门拜访,他对乐手们说:你们不要丢疏习艺,更要把技艺传给下一代。 图片由市档案馆提供

  150 多年前,还是清朝政府统治的道光末年,三乡乌石村的东石祠内诞生了中山最早的一个音乐社;70 多年前,民乐大师吕文成曾对它倍加赞赏,“金乐”、“银乐”曾引得香港、澳门同胞惊叹不已,1935 年的香港街头,悠扬的中山民乐为东方明珠增添了一抹光辉;抗日战争期间,它的十余名会员放下锣鼓乐器,拿起步枪、大刀,前往香洲抗敌……“它”就是中山早期最负盛名的民间音乐团体——小雅山房

  如今,站在三乡乌石村东石祠的旧址处,岁月的尘埃早已将数十年前的繁华覆盖,耳畔却似乎还回响着锣鼓、三弦、胡琴等交织成的悠扬乐声,小雅山房的余音,还缭绕在许多 “老中山”的耳边、心上

  小雅山房的第五代传人郑珠,见证了小雅山房从巅峰到消退的全过程。今天,82 岁的他依然小心翼翼地怀揣着重办小雅山房的梦想,耐心地期待着美梦成真的一刻

  据郑珠所说,当乐手表演离身弹奏的花式时,手中乐器更如金蛇狂舞,只见乐器不见人,令人大开眼界,金乐之名便由此而来。小雅山房为木制乐器包上镀银的薄铜片,因此被誉为 银乐。银乐的观赏效果极佳,但包上铜片后,乐器太重,弹奏不便,音响也较低哑,所以后来在赴香港作演出之行时,就对此作了改良,将包铜片改为涂油漆,颜色也改为金色

  这是一张1935年的老照片,那一年,小雅山房应香港政府之邀,前往香港参加“英皇银禧大典”庆祝活动

  在一些香港文人的笔下,那场盛典是许多老香港人无法忘却的记忆,更难得的是,这场盛典还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记者几经周折,找到了这个名为《英皇银禧大典香港会景》的影像资料,一睹当年盛况

  那时的香港,因这场“银禧大典”而火热喧嚣,马路上的电灯牌楼色彩缤纷,街上人山人海,哪怕是停泊于港口的渡轮上,也挤满了观看的人群。那时的香港,为后世留下了跑马地阅兵、童子军表演和群龙瑞狮大会等无法忘却的回忆

  很多很多年后的今天,曾现场见证当年盛况的小雅山房第五代传人郑珠,又用手中的照片向记者表达自己的回忆与激动情绪

  如果那是一场狂欢,小雅山房的表演就是狂欢中的一抹动人亮色。在采访中,郑珠反复告诉记者,因为灯光不够、摄影设备所限,加之时日太久,照片很难完全展现出当年的场景,可是,在翻查了众多资料后,那亮色却分明呈现在记者眼前——小雅山房的“金乐”之名,恰恰是现场的灯光所成就,当时,小雅山房的全部乐器均镀上或涂上金色,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中闪烁。更令人神往的是,据郑珠所说,当乐手表演离身弹奏的花式时,手中乐器更如金蛇狂舞,只见乐器不见人,令人大开眼界,“金乐”之名便由此而来

  而在之前的一次澳门演出中,小雅山房为木制乐器包上镀银的薄铜片,因此被誉为“银乐”。“银乐”的观赏效果极佳,但包上铜片后,乐器太重,弹奏不便,音响也较低哑,所以后来在赴香港作演出之行时,就对此作了改良,将包铜片改为涂油漆,颜色也改为金色

  至于“好马”,小雅山房的现场表演甚至迷住了中山籍著名民乐家吕文成,这位上世纪20年代位列广东音乐“四大天王”之首的“二胡王”,竟跟着小雅山房的表演队伍走了3天

  后来吕文成回忆,令他印象最深的乐手是三弦手郑淑良,老郑“以熟练的技巧拨动三弦,踏着稳重的节拍前进,时而将三弦放在肩上弹,时而举过头来弹,时而摆在身后弹,有时甚至倒转来弹”,后来,小雅山房在这次表演的评奖中夺冠,吕文成又与其他几位广东音乐名家一起送上了绣有“一聆雅奏”四个大字的锦旗。吕文成还亲自登门拜访,他对乐手们说:“你们不要丢疏习艺,更要把技艺传给下一代。”

  小雅山房的意义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艺术领域,它的变迁轨迹本身就是近百年历史的见证。郑珠老人的回忆,可以勾勒出小雅山房在历史中留下的笔笔浓墨重彩的痕迹

  小雅山房的前身,是晚清的三乡乌石乡山头坊(荔枝园)“工余阅书报社”。与“工余阅书报社”同址的,还有“义勇消防队”和“民团馆”。这3个民间组织,“三位一体”地设立于东石祠内的左侧长廊。为了应付每年农历五月的“列圣巡游”,“阅报社”设有音乐锣鼓柜,称为“工余音乐社”,并从港澳聘请乐师前来教习。后来名气渐大,竹秀园村等地纷纷邀请前往演出,就郑重地给音乐社起了个名字叫“小雅音乐山房”。1934年夏,应澳门社团邀请,他们第一次组团赴邑外演出。正是这次赴澳演出,令他们名气大振,这才有了1935年由香港会所出面,邀请他们参加“英皇银禧大典”庆祝活动之举

  郑珠告诉记者,早在上世纪20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小雅山房成员就在中国的领导下,秘密组织起农民协会。在他出生的那一年,正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和革命人士的时候。当时就有军队到乌石清剿。他父亲郑焯虽然是党员,却因有同情之嫌,也被列入逮捕对象,幸得村民通风报信,才得以逃走

  翻开发黄的文献,记者了解到小雅山房还参与了抗日战争。日寇登陆时,郑焯等十多人曾前往香洲抗敌,后来中山沦陷,他们又组成“灭火局”,以“工余体乐会”的名义继续外出参加篮球比赛和音乐演出,以此掩护他们配合五桂山游击队的抗日行动,他们还曾利用农历五月“列圣巡游”的传统,在锣鼓柜巡游时,以“地色”(即化装游行)讽刺当时的日寇统治和民不聊生的景象

  而在解放战争期间与建国后,“工余体乐会”依然活跃。解放前夕,他们曾从澳门请来锣鼓音乐师傅协助排演,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1953年以后,他们又以石桥村文娱组的名义,自编、自导、自演,排演出《儿女婚事》(宣传婚姻法)、《抗美援朝》、《领到选民证》、《互助合作好》和《四婶养猪》等时装粤剧,一时闻名于全省。这一切,直至“文革”方告停顿

  曾多次接受本报采访的郑珠老人,每次都会说一句相同的话——“希望小雅山房的粤曲艺术后继有人”。他的父亲郑焯,便是当年小雅山房的社长,也是率团前往香港参加“英皇银禧大典”的“带头人”,这份渊源,让他对小雅山房有着深厚的感情

  为了延续小雅山房的乐脉,郑珠一直在默默努力。他凭着自己的记忆,把小雅山房的锣鼓古谱整理出来了,并录制成光碟。记者打开他录制的VCD看过,郑珠自己一人执掌锣鼓铜钹三种乐器,一个板式一个板式地进行示范。据说,他在香港还招了不少弟子,以这种形式延伸自己的记忆

  同样采取这种形式的,还有中山的众多粤剧社、曲艺社和“私伙局”。如果说小雅山房是中山曲艺在历史上的一个记号,那么,粤剧社、曲艺社和“私伙局”就好比历史中那些名不见史书的平凡人,默默无声却创造着历史,“静悄悄”地开在中山的每个角落

  据说,中山现在有150多个乐社(包括粤剧、曲艺社)以及50多个“私伙局”,每年有1000多场粤曲演出,平均每天有三场,特别是曲艺社和“私伙局”,他们的成员纯粹是粤曲的“发烧友”,并且有自己固定的活动场所,自己掏钱装备的“行头”也是少则几万元,多则二十几万元,影响力已经辐射省港澳

  比如 “年纪最大”的联声曲艺社,它 “生于1980年”,今年,迎来了“29岁生日”,作为中山曲艺界一家业余性质的曲艺社,联声也算得上是一位“老前辈”,虽然经历了十几次的搬家,但曲艺社还能坚持每到星期一、三、五晚8点半就开锣奏乐,粤韵声声,回荡着半个世纪前小雅山房的余音

  曾在历史上留下悠悠粤韵的小雅山房,中山人至今仍然津津乐道。谈及它过去的辉煌,郑珠老人深有感触。他说,去年他从香港回乡探亲,曾上门找过一位已经失明的当年乐友,乐友说,他曾在梦中重办小雅山房。郑珠说,他真切地希望这一梦境成真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山的民间音乐团体一度蓬勃发展,涌现出乐乐、浪声等一大批民间业余音乐社。不过,当时由于生产力和经济的落后,远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山,升斗小民对西洋乐理和古典交响乐,几乎是一无所知的,他们的唯一选择就只有粤剧和广东音乐

  直到上世纪60年代,由于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广州乐团等一再到中山公演,才给中山人补上了交响乐的启蒙课,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才孕育出了乐力音乐协会这样的业余民间交响乐爱好者团体

  从1979年成立至今,30年来,“乐力”举办了近200场音乐讲座、欣赏会,邀请中外音乐家举办了数十场音乐会,同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音乐爱好者,最初的乐力音乐社,也升格为乐力交响乐爱好者学会,再扩展为乐力合唱团,直到如今的乐力音乐协会。这一现今省内唯一的业余民间交响乐爱好者学会,目前已有400多位会员

  如今的中山,曲艺社与合唱团并存,民乐与交响乐交汇,中山的民间音乐团体早已走过了曲艺一枝独秀的年代,迎来了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时期,唯一不变的是会员们对于音乐的执着追求

  最令人动容的,也许是陈远在1979年4月13日第一期《乐力社刊》创刊号中的一句话——“将来会是怎么样的一幅图景呢?我想,应该像十年前带着乐观的心情展望现在一样的,以同样的乐观心情展望将来。”

  三十年过去了,他依旧乐观,“音乐的力量”将伴随陈远们一路远行,重新延续70多年前源自小雅山房的乐脉。70多年来,美妙的音乐一度从中山流传到香港,直至回荡在北欧的音乐国度中,余音久久不息

  中山民间收藏家邱健球有两百多部旧式电影放映机及很多旧胶片,它带来的快乐无与伦比,但旧胶片将被历史所淘汰

  花生瓜子香烟陈皮梅甘草榄拉腔扯调的叫卖声,在偌大的剧场影院内回荡。这种解放前戏院的习惯,在建国后仍保留了下来。图片由市档案馆提供

  这是由人民电影院、红旗电影院、工农兵剧院共同编的《影剧曲艺选 5》。时间约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因此这三大影院还属于广东省中山县石岐镇。里面收录九部电影歌曲,如 《歌唱济南好风光》、《送别》、《凤阳花鼓调》、《红梅赞》等电影插曲。 本资料由萧嘉提供

  中国在50 年代仿匈牙利设计生产的长江系列移动式放映机。本 报记者余兆宇摄

  中山民间收藏家邱健球,有两百多部旧式电影放映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旧电影胶片。带着岁月记忆的机械、咔咔的转带声、黑白分明的光影,不仅给邱健球带来快乐的童年回忆,也将我们带回到建国初的黑白年代

  当中山人还在反复看着那几部经典影片的时候,欧美观众,已将放映机拎进了家庭

  当新中国被外国封锁,连胶片都不够的时候,中国特有的8.75毫米再生胶片产生了

  当胶片已不知所踪,当年的观众至今仍记得演员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对白,每一首插曲

  光影如箭,一下飞跃60年。世界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两次革命走了整整百年。新中国在落后的起跑线年后的今天赶上了第三次交接棒。或许很快,邱健球收藏的胶片就将被历史所淘汰,放映机成为绝版的古董,电影将成为数字天下

  无声手摇放映机、美国式家庭放映机、国产长江 10X 系列放映机……十多部电影放映机,带着几十年的光影走来,呈现在记者面前的只是邱健球收藏的一小部分。中山人对电影的热爱,已持续了百年,收藏是对历史的致敬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童年回忆,而电影却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回忆。邱健球将童年的电影情结深藏心底。很快,一部部带着童年 味道的旧式放映机,被他如宝贝般揽入怀中

  无声手摇放映机、美国式家庭放映机、国产长江10X系列放映机……十多部电影放映机,带着几十年的光影走来,呈现在记者面前的只是邱健球收藏的一小部分。中山人对电影的热爱,已持续了百年,收藏是对历史的致敬

  1919年,中山第一家电影院天外天影画部已出现。至解放前,中山城乡各地已有戏院和电影院10多间。仅6万人口的石岐,竟然有6间电影院共6000座位,1天3场,场场爆满

  彩灯红,听丝竹响处聚群英,看满台生旦歌舞功。如戏人生,感伤几许渺踪。谁人共?泪随泰东送。红旗模范,情有独钟。胡振光这首《殿前欢》描写的正是解放前后的繁华景象

  模范戏院(其前身为泰东、后又改名为红旗)为中山首家、真正具有现代理念和演出放映功能的综合性剧院。18米宽的舞台成为当时室内建筑最大跨度,惊诧业界

  中山的老人回忆,当年这是一座金字顶的三层缩回骑廊建筑。如现代复式楼房模样,腾空延伸面积,仅是底层大堂的四分之一和六分之一。高高的内堂左右还装上大型铁丝网罩的壁扇。宽阔的大舞台和足够应用的化妆间,可适合各类放映演出

  如今的它被挤在大笪地的街角,悄悄垂首。阳光照在生锈的铁链上,一把大锁将门内外分隔成两个世界。有人吗?漆黑大堂吞没了我的喊叫。只有二楼晾晒的衣服随风晃动。这里已成出租屋。昔日曾上演无数繁华故事的殿堂,今日谁来记录它的历史

  电影海报《丰碑》还贴在门口上方,的画像虽已褪色,却仍清晰。影院与20世纪一起成为定格,成为世界历史这部电影中的一格微缩胶片。当几十年前的中山人,在为一间大影院的出现而欣喜时,欧美、日本等国家的放映机已进入家庭

  邱健球收藏的一些外国旧式家庭放映机,十分小巧。放在家庭里,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找块幕或对着墙壁就能播放。一款美国芝加哥生产的放映机,更秀气,记者一只手都可以提得起。在邱健球的摆弄下,灯光亮起来,屏幕上的卓别林挥舞着拐杖跳起舞

  即使是黑白无声的影像,也足以使一家老小的聚会平添温馨。同样的电影,中国观众在解放前期也看到了,不过是在电影院里。众多放映机,带着各自的光影来到邱健球手中,告诉我们世界电影走过的历史

  这个暑期,电影麦兜、变形金刚轮番登陆中山。众多市民,尤其是小朋友们乐不可支。可已是老小孩的邱健球却也夹在其中,看得笑逐颜开。建国初清贫穷的日子,即使是简陋的影院仍给国人带来巨大的精神享受。而许多孩子则如邱健球般,留下了最快乐的童年记忆

  上世纪50年代初电影不多,只有少数几部国产片和苏联片。即使电影院反复播放,上座率还是很高。除了没什么其它娱乐,更重要的是那个年代,群众的心都被巨大的爱国情愫所感染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主席激昂的话语随着《开国大典》的播放,响遍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刘胡兰》、《白毛女》、《上甘岭》……争取胜利的悲壮、获得新生的喜悦、主人翁的自豪感,如波浪般在闪烁的银幕中汹涌而来

  邱健球最爱看的是打仗片。爬厕所、混在人群中、躲在凳底下,为了多看一次电影,他想尽了各种混水摸鱼的方法。他家附近的原仁山露天剧场(后拆建,连同附近空地成为现孙中山纪念堂),就是快乐的源泉。若成功混进去,再看一次,那种巨大的满足感,无法形容

  反复播放少数几部电影,演员们的一个动作、一句对白、一个眼神都被深深刻在人们的心里。电影里的风光、服饰、歌曲,都成为一时的风尚,也浸透了人们的日常生活。60岁的中山市民郑姨,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她十多岁时最爱就是抄歌词

  一本薄薄的笔记本,每一页都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首歌词。蓝色圆珠笔,力透纸背。那时看上两遍电影,我就会唱里面的歌了。同学间还会互相交流歌词簿。而留在中山市民翔哥回忆中的影院,却是诱人滋味

  花生瓜子香烟陈皮梅甘草榄拉腔扯调的叫卖声,在偌大的剧场影院内回荡。这种解放前戏院的习惯,在建国后仍保留了下来。比起现在的电影院门口卖的爆谷、可乐,那时则花样更多。一位曾在三乡剧院看戏的朋友说,那里连酸菜、酸萝卜都有卖的

  翔哥经常去的是孙文西路上的人民戏院,就在如今的旧工人文化宫旁。电影开场前有一段观众入席时间,厅里两旁过道就会有小贩站在那卖零食。在座位上招呼一下,小贩就将甘草榄、或花生米用报纸包了,折成小粽子似的。拿电筒对着观众席一照、一扔、相当准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童年回忆,而电影却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回忆。邱健球将童年的电情结深藏心底。当上世纪90年代初偶然碰上一部流落的电影放映机时,那种久违的快乐突然冒了出来。于是,一部部带着童年味道的旧式放映机,被他如宝贝般揽入怀中

  国际标准的电影胶片,只有35、16和8毫米,惟独中国有8.75毫米。邱健球说,许多行内人也不知道缘故。这8.75毫米饱含了新中国同世界敌对势力的抗争

  建国初许多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不仅吃穿受影响,甚至连电影胶片也运不进来。这也是为什么建国初一两年的电影作品少其中的一个原因。为了满足新中国的电影发展需要,国家将旧社会留下的旧胶片回收、融化、再生出新的35毫米胶片。为了节省,一开为四,切成8.75毫米的新胶片

  自此,国产放映机虽仿匈牙利、苏联等国的设计,但播放胶片的标准均按8.75毫米制造。这款特殊的胶片带着自力更生的目标,记录着一个又一个中国故事

  而作为邱健球的好朋友,文华影城的经理郑永同,对电影胶片却是又爱又恨。现在的他,甚至提倡全部淘汰胶片,并已为此作好了积极准备。因为传统的胶片电影限制了电影的传播速度

  每当一部片拍完了,就得先在中央、中心大城市放映,一两个季度后,才下放到二、三线城市;然后才是四、五线的农村、乡镇。这就是为什么五六十年代中山人只能翻来覆去的看那几部电影。而且还经常在播放中出现划痕、卡片等现象。但即使这么差的效果,中山的农村能看电影的机会也不是常有。农民看电影,很多时候得等中山县文化轻骑队带上设备,送戏下乡。邱健球收藏的大量可移动放映机,就是为送戏下乡而制造的

  许多孩子就会早早吃过饭,提前一个多小时就蹦蹦跳跳地来了。下乡放电影一般都在各村较大的空地上,如晒谷场。老人们则摇着大葵扇,提着大碌竹(水烟),有的甚至还端上一壶茶

  面对已被播放过数百遍的残片,就算每次都播同样的片子,全村老少同样还是会一窝蜂的来捧场。但郑永同很心痛,胶片限制,使中小城市,特别是农村观众看到的电影质量,五十年不变

  90年代起,为了让观众更快、更好的看到各种新片,一些电影院曾搞过一阵录像室但这种播放家庭录像带、VCD 的行为,属于盗版行为,加入世贸前已全部被取消

  在网络发达的现代,观众已不再可能为一部新机等待大半年了,数字电影由此诞生。采用数字化方式拍摄、发行,再也不需要印制大量胶片拷贝;通过卫星实现一对多点广播式同时发行;最重要是无论播放多少遍,效果都始终如一

  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这两次转变走了整整百年。而新中国在落后的起跑线上,奋力直追,在六十年后的今天赶上了第三次交接棒

  仍抱着一颗童心的邱健球,现在更爱看数字 大片,研究一下拍摄、制造技巧。真厉害,单几个模型公仔就能动起来,拍出那么多如人物般生动的动作。同时,也加紧了对旧电影胶片的收藏

  光影如箭,或许很快邱健球收藏的胶片就将被历史所淘汰,8.75毫米的中国胶片则已绝版古董的地位,迎接电影的数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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